1968年到1975年，广州、西安、汕头、湛江等地知青相继来到海南，加入到海南农垦的建设大军——

　　几乎与海南农垦改为生产建设兵团同时，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背景下，一批批知青来到海南，加入到海南农垦的建设事业——这成为海南农垦57年发展历史中，另一件具有广泛和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。

　　海南农场曾接纳了1500多名知青。今天，记者从农场寻找到了几幅知青老照片，通过照片上的人物故事，再次把我们带回那个轰轰烈烈、波澜壮阔的年代。

　　“”开始后，由于大学不招生，工厂不招工，商业和服务行业处于停滞状态，城市初、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，也无法分配工作。1968年12月，发出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，很有必要”的号召，全国立即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。这个运动被宣传为具有“反修防修”、“缩小三大差别”的重大意义。几年内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前后共达一千六百多万。

　　1968年到1975年，在全国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，广州、西安、汕头、湛江等地知青相继来到海南，加入到海南农垦的建设大军。当时来海南农垦的各地知青将近10万人，分布全岛几乎每个农场。农场1500多名广东知青，就是这一群体中的一部分。

　　知青来到农场后，不仅成为开荒会战的主力，还带来先进的文化知识，并把一些新思想和新带到各连队。当时的文艺表演、歌唱、乐器演奏等文体活动，是农垦创办以来的最高水平。

　　知青向阳回忆起当时从广州出发的场面，至今仍然历历在目。他说，在“毛挥手我前进”的口号下，他和成千上万的知青，选择了海南岛的国营农场。13日上午9点多，汽车把他们拉到太古仓码头，“红卫3号”船等在那里。学校体育老师杨兆忠，带领他们上了船。喇叭里响着“到农村去、到边疆去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”的歌声，把大家的情绪调动得异常高涨。但也有不少情沉闷，对未来一片迷茫。

　　照片上是“红卫3号”到达海口码头的热闹场面：“红卫3号”船刚刚靠泊码头，岸上有欢迎的和红旗，这样的场面在当年比比皆是，但它却从此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。

　　知青林三伟回忆说，那是他刚到19连二班当副班长时，发现劳动中缺乏运输工具，肩挑背扛又累效率又低，于是和班长商量自己学习造牛车。经过虚心学习和反复实践，终于造出全团第一部“自力更生”牌牛车。团处为表扬他们，专门派新闻报道组，拍下他和班长拉大锯的照片。

　　还有一张饲料切碎机的照片，特别有历史意义。知青蒙雅森回忆道，这是男知青为养猪的知青姑娘吴曼丽和莫国瑞专门发明的。有一次，养猪姑娘吴曼丽切饲料时，不小心剁伤手指。男知青决心发明饲料切碎机，不到半个月就试验成功了。不久还进行革新，造出脚踩式饲料切碎机，于是请团里宣传干事留下这张珍贵照片。

　　蒙雅森总结出当时知青认为劳动中的几种“最”：最苦的活是挖水井，冬天冒着寒冷泡在冷水里边挖土边掏水;最累的活是半夜当搬运工，为了建房，半夜到几十里外搬运沙石土木;最重的活是挑水浇苗，从山脚下挑水爬到坡顶，腰酸腿痛，肩膀红肿;最脏的活是出牛栏肥和挑厕所粪便，身上的臭味几天都散不去;最怕的活是三伏天砍笆和插秧，腰酸背痛还要蚂蝗咬;最险的活是开山炸石和砍树搬木。而最闷的活就是养猪了，困在猪圈周围，被臭味熏，还要独自切猪草的郁闷。

　　现为海南农垦新星投资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的韩先成，不满16岁就成为长征农场8队的一名知青，参加到轰轰烈烈的垦荒事业。他最难忘的是1970年春节，大年三十早晨7点上山会战，直到初二晚上7点才下山。韩先成说，“白天治坡，晚上治窝”的口号他永远忘不了。知青岁月也深深影响着他以后的工作和生活，此前受用，今后也将受用终生。

　　省农垦总局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罗坤金动情地说，知青为海南的农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，他们奉献的是青春、热血甚至生命，他们的功绩永远都不应被忘记。

　　的确，除了汗水和热血，知青们甚至奉献出自己年轻宝贵的生命。晨星农场22名知青，为国家财产英勇的故事，就是其中的代表。

　　1970年10月16日，当年13号台风海南。当晨星农场养猪连28名知青面对强大的暴风骤雨时，他们依然坚守着岗位。突然爆发的山洪，将整个养猪连包围并逐渐淹没。最后，来自广州、汕头的梁愉辛、张惠等22位风华正茂的知青壮烈，其中年纪最小的仅15岁。

　　彭隆荣，这位当时兵团三师8团的潮汕知青，后来不仅成为南田农场的掌门人，领导着农场成为海南农垦发展的先锋，他自己也成长为海南省农垦总局的副局长、农垦房地产集团董事长，荣获全国劳模称号，而且是海南省著名的者和企业家。

　　知青运动影响着整整一代人的命运。他们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沉浮和波动。这里有，也有悲沧，有痛苦与彷徨，也有欢乐和歌唱。

　　坦然地面对，勇敢地承受，从逆境中寻找出，已成为知青们共同拥有的特质。这种气质，使他们能够在历史的大潮中不被淹没，并勇立潮头。

　　1969年，16岁的李广生从广州来到农场插队，24岁返城。8年的知青岁月里，他先后做过橡胶芽接工和割胶工。特殊年代的艰苦磨砺，使李广生积累了人生最宝贵的财富，帮助他后来在事业上取得很大成绩。

　　返城后的30多年里，李广生每年都回农场看看，从没间断过。他到生产队转转，或到工作过的胶园草地上躺一躺。有人做了初步统计，返城后的李广生，先后回到农场50多次。50次的回访，凝聚的是他浓浓的知青情结。

　　不管是在广州，还是后来居住在和，农场已成为他生命中不能抹去的符号，成为永远割舍不掉的牵挂。

　　2006年，李广生捐资450万元，为农场兴建了一座小学综合教学大楼，为该场教育基金会捐款30万元。2008年，他再捐资300万元，为农场中学兴建教师办公楼和学生宿舍楼。大批新课桌椅，数万套图书，几十台电脑、钢琴等教学用品，使农场学校焕然一新。在给学校添置2万多册图书后，他从广州请了10位专家，为图书室编制图书目录索引，实现了图书室的信息化、现代化。近年来，李广生为农场教育医疗等社会公益事业，已先后捐资超过1300万元。

　　由于海南农垦知青对农垦的特殊情感，他们大多数人都有着与李广生先生一样的知青情怀，并以不同方式，表达着他们内心深处这种对农垦难于割舍的牵挂。

　　2008年，知青相约重回农场，亲手种植知青橡胶林，并出版了一本名为《红土的印记》大型知青纪念画册。

　　画册中既有当年保留下来的珍贵照片，记录着风华正茂的知青们战天斗地的劳动场景，也有他们回忆蹉跎岁月的诗歌文章，还把当今知青们的通讯录印在。

　　知青们收集到的当年实物，如今已经陈旧发黄，但那是特殊时代的符号和印记，沉默中诉说着精彩的岁月故事。当年那些朝气蓬勃的姑娘小伙，如今大部分已成了爷爷奶奶。但在他们的面容上，仍然闪烁着的。

　　从1976年后，这些知青开始陆续回城。当他们终于回城了，却发现原来的城市已经不属于他们。他们努力适应，幸运的是，他们迎来了中国的新时期，他们义无返顾地投身其中，并成为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者和中坚力量。